熊铁基 | 秦汉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
秦汉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
熊铁基
作者简介
熊铁基，1933年生，湖南常德人，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主要从事秦汉史、道家道教等方面的研究，出版《秦汉新道家略论稿》《秦汉官制史稿》（与安作璋先生合著）《秦汉军事制度史》《汉唐文化史》《秦汉文化志》《秦汉文化史》《中国老学史》(合著)《中国庄学史》（合著）《二十世纪中国老学》（合著）《秦汉新道家》等著作，主编《老子集成》《道教文化十二讲》等，在《哲学研究》《世界宗教研究》《宗教学研究》《文史哲》《学术界》《江汉论坛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报刊发表论文一百余篇。
1974年，我被调到华中师范学院京山分院，友人谭维四(湖北省考古队队长、湖北省博物馆馆长)送给我一本油印的《云梦秦简释文》。当时教学任务不是太重，我就写了《啬夫考》(署名郑实)《释〈南郡守腾文书〉》《秦代的邮传制度》等几篇文章，另有与王瑞明先生合写的《秦代封建土地所有制》等文章，先后于1978年、1979年正式发表。从此我走上了秦汉史研究的道路。1979年以后，我认真研读《吕氏春秋》《淮南子》等文献，边读、边想、边写，就这样加入了秦汉史研究的队伍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我又与安作璋先生合作《秦汉官制史稿》，更加专门深入地学习和研究秦汉史，此后大部分时间从事的研究就是秦汉史。但从整体来看，个人的研究和认识只是很小的一部分，所以我对秦汉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，也只是“管窥蠡测”。
已有研究的管窥
中国古代的历史很长，经历了许多朝代，很早就有专门的历史记述，如《左传》《竹书纪年》之类，汉代司马迁的《史记》更是一部标志性的历史著作，以后连续下去，有所谓“二十四史”、“二十五史”的史书。研究这些史书和历史，就成为史学。
中国古代史学尚“通”，所以有所谓“通鉴”、“通考”、“史通”之说。二十四史是一个朝代接一个朝代、一部接一部写下来的。汉代之前，除了《左传》《国语》等少数几种记述之外，很少有专门的史学著作，所以司马迁作《史记》，从五帝开始，一直写到他生活的汉武帝时代，是一部古代通史。以后的二十四史，一部接一部，都是“通史”中的一个阶段记录，是分历史阶段的记录，不是当代意义上的断代史。今天所谓的断代史，特别是断代史学习和研究，起源不是很早。
站在21世纪初期(现在是2022年)，看刚过去的20世纪的历史变化，包括史学的变化，是比较清楚的。1911年，辛亥革命，二千年封建王朝结束；1919年，五四运动；1921年，中国共产党成立……值得注意的是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”，它影响了人们的思想，影响了中国学术的发展。20世纪初是中国学术发展变化的重大时期，资本主义(近代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)、马列主义的相继传入并产生影响，中国近现代的学术和思想逐渐形成，有了新的史学，但对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史学仍然是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的。中国最早的章节体“中国通史”——夏曾佑的《中国古代史》就是如此。该书是光绪年间作为“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”出版的，民国以后又作为大学课本，虽然只写到隋，但原计划是写整个中国通史，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大的时期：周以前为上古之世，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，自宋至今为近古之世。三个时期又各分为几个阶段。不过他只写到隋，后名为《中国古代史》。50年代以后，高等学校的历史学课程，古代史就称为“中国通史”，以与1840年以后的“中国近代史”相区别。断代史的教学和研究是没有的。早年也有些类似断代史研究的成果出现，如马非百的秦史研究、施之勉的秦汉史研究等，只是某些原因的个人专著，与后来的断代史研究是不同的。例如马非百在他的《秦集史》自序中称“打算写一部《秦书》，补二十四史无《秦史》之缺”，也是一种整体观念。
从20世纪出版的史学著作来看，也是如此。前半个世纪，极少有断代史的著作，吕思勉的《先秦史》《秦汉史》《两晋南北朝史》《隋唐五代史》等，只是“中国通史”的分段深入书写，与后来的断代史研究意义不尽相同。
本文的意思是说，我们现在的断代史学习和研究不是很早的事，这里主要以秦汉史研究为例。
秦汉史的研究和其他断代史的研究都起源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。我的记忆是，1979年在四川成都召开了一次全国史学规划会，有280多人参加，中国社科院主办，全国主要的高等学校以及有关科研、出版机构的代表都参加了。秦汉史学会就是在那以后筹备成立的(其他断代史、专门史的学会也相继产生)。先是有林甘泉、陈直、林剑鸣、朱绍侯、周乾濴等人成立的一个筹备组：西北大学的陈直先生是当时少有的已出版秦汉史专著的学者之一，是筹备组的组长；林剑鸣当时比较年轻，是陈直先生的助手；朱绍侯先生正主持十院校的《中国古代史》教材编写；林甘泉是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；周乾濴先生是天津师范大学的一位老先生。朱、周也许都是规划会的参加者，我不大清楚，当时我校是邹贤俊参加的。具体为何组成已经无可查考(当事人仅朱先生还在，已无法沟通了)。以后的事我才比较清楚，而且记得比较多、比较准确的，就是当时筹备组邀请了山东师范大学的安作璋(已有《汉史初探》等成果)、华中师范学院的熊铁基(1979年在《光明日报》等报刊上发表了几篇秦汉史研究的文章)、中山大学的张荣芳参加筹备工作。1980年在西安召开的第一次秦汉史讨论会，也算是秦汉史研究会的成立大会。会上成立了理事会，考虑到全国各地的代表性，在原筹备组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地区的学者为理事，如吉林大学的柳春藩、四川大学的周九香等，江苏师范大学的王云度、江西师范大学的黄今言应该也是当时选出的。第二次会议在成都举行。由于林甘泉的坚持谦让，成都会议以后，会长就由林剑鸣担任。以后大约每二至四年举办一次年会，1986年在安徽芜湖(安徽师范大学的张海鹏负责，他是副校长，不研究秦汉史，因十院校编《中国古代史》教材而与大家熟悉),1988年在江苏徐州(江苏师范大学的王云度负责),1992年在山东泰安(未挂靠学校，林剑鸣、余华青直接组织)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芜湖会议有日本学者组团参加，泰安会议有台湾学者组团参加，加强了与海外及台湾的联络与交流。秦汉史研究会早期的情况就是如此。
秦汉史研究会的成立，对于秦汉史研究，既是标志，也是推动，而且是很大的推动。在此前后，秦兵马俑的展出与研究，也是秦汉史研究中极有特色的一个项目。
我认为，当今流行的秦汉断代史研究，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。2010年，杨振红等人写“秦汉史研究三十年”也如此说，取国内改革开放三十年之意，因为70年代末、80年代初是真正意义上秦汉断代史研究开始的年代。“真正意义上”是指研究者明确地、自觉地、专门地以秦汉史研究为工作，甚至是全身心地投入，参加秦汉史研究会、撰写秦汉史论文、出版秦汉史专著、创办秦汉史专业刊物(如《秦汉史论丛》《秦陵秦俑研究动态》等)、培养秦汉史专业研究生(至今有不少单位招收和培养秦汉史方向的硕士、博士研究生)等，形成了一支强大的秦汉史研究群体。因此，这段时间的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多彩，编辑出版过《秦汉史论丛》《秦汉研究》等一些专业性刊物，大家可以讨论交流。
另外一个现象也可以证明，那就是相关论著发表和出版的统计数字。编过《战国秦汉史论著索引》的张传玺先生曾在《秦汉史研究九十年评述》一文中统计：发表的论文、资料，1900—1949年共2207篇，1950—1976年共4301篇，1977—1992年共10581篇；出版的著作，1900—1949年共343部，1950—1976年共336部，1979年共919部。对于这个分年代的统计数字，这里还想做点说明。
第一，最后二十年的数量比前七十年的数量多将近一倍。
第二，80年代以前的作者中有不少是某种意义上的“过客”，而且不少是应时应景而作。例如评价历史人物从秦皇、汉武开始；讨论农民战争首先讲陈胜、吴广，接着又是绿林、赤眉、黄巾大起义；史学中《史记》《汉书》是研究讨论的重点，等等。50年代历史学中的“五朵金花”(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、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、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、汉民族形成问题)，除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外，秦汉时期的问题都是讨论重点，各方面的研究者都参加了讨论，不少人都会写关于秦汉史的文章，或者从秦汉开始思考和研讨有关问题。我所熟悉的一些亦师亦友的先生都有这样的经历。例如，著名的宋史专家漆侠先生(师从邓广铭先生)因讨论农民起义问题，60年代就出版了《秦汉农民战争史》，有段时间他既是宋史研究会的会长，也是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的会长。又如著名唐史专家宁可先生，兼研史学理论和经济史，就写过很专门的秦汉史论文，如《汉代农业生产漫谈》《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》等。例子是很多的，不必再作更多的列举了。
第三，最后二十年的作者多数为从事秦汉史教学和研究的专业人员。经常的人数大体在一百人左右，这有几个比较突出的例子可以说明。首先，20世纪80年代创立的秦汉史研究会，至今已开了15届年会，每次都是一百来号人参加，时多时少，登记的秦汉史研究会会员也是经常变化的。这还不包括各地各校培养的秦汉史硕士、博士研究生。其次，现在有一个“秦汉史学术研究”微信群，有88人，还有一些研究秦汉史的人未在其中。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秦汉研究的队伍一直是一两百人，这个估计是不会错的。张传玺先生的统计说，1977—1992年发表的秦汉史论文，除开“语言、文学”和“考古与文物”类，每年的平均数量为200篇，与秦汉史研究队伍的人数大体是相符的。
我的主要意思是说，秦汉史作为断代史的研究，和先秦、魏晋南北朝、唐代、宋代等其他断代史一样，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。时代不同了，社会环境不同了，人们学习、工作、生活的情况也不同了，专门研究历史，很难再像吕思勉先生那样，在读二十四史的基础上，再一部一部地撰写《先秦史》《秦汉史》……实际上吕先生也只写到隋唐五代。20世纪以来，许多新的学问兴起，殷墟甲骨、流沙坠简、敦煌经卷、吐鲁番文书的发现等，给历史学研究带来了各种新的变化，学问专门化，势在必行。这就是断代史研究在20世纪最后二、三十年兴起的原因，秦汉史还比较典型。
20世纪70年代，秦兵马俑的发现、马王堆汉墓的出土、云梦秦简的出土等，更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，每一项都需要人们深入地探讨。我个人也有这方面的体验。如前所述，1974年云梦秦简出土时，友人谭维四把《云梦秦简释文》的油印本送给我(1975年或1976年)，我先后写了多篇相关文章。出土的新材料越来越多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研究者，丰富了秦汉史研究的内容，使得秦汉断代史的研究有不同于其他断代的特色。
展望今后的蠡测
今后秦汉史研究会是什么样子，我想怕是很难预测。但管见所及也有一些很不完善的想法，真的只可说是“蠡测”。
首先，突出的现象是，大量简牍的出土，会有很多事情要做。20世纪的新学问“流沙坠简”，到了后半个世纪，特别是最后二、三十年，全国各地不断有秦汉时期的简牍出土，数以万计。多少万？手头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，总之数量很大。边出土边整理研究，研究的人数也很多，其中有不少是考古学家、古文字学者以及相关的研究者，但是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应该是秦汉史研究者的任务。我过去撰写的关于简帛研究的论文很少，现在年纪大了，无法再做些什么，但是期待还是有的，而且很大。概括起来，我想再引用2000年我在台湾第一届简帛研究学术研讨会上提交论文的结语重述一下：
单从史学的角度说，我们应该做而且可以做的事情是很多的，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：一，与考古学、文字学等相结合确定出土简帛的时间，考证简帛的内容所反映的时代；二，对照文献资料，论证简帛内容及其与文献记载的关系；三，从简帛中做些专题性的研究，如政治制度方面的、经济制度方面的、思想文化方面的，等等；四，把大家公认的、比较一致的重要结论，及时写入通史、专史和断代史之中，以更好地发挥简帛材料的作用。
需要补充说几点。第一，出土资料有一些与史书记载不同的问题，要做具体分析，不能简单判断谁是谁非，因为会有时间、地区、情节等许多因素。第二，出土的古文献与传世本有不同的问题，除了传抄中的问题之外，我一再强调的如“汉人改造先秦典籍”的看法，是很有意义的，不仅可以解决先秦时的情况是怎样的，也可以看到汉人为什么“改造”、是怎样“改造”的。这一点在学界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。第三，墓葬出土的简帛比较普遍，简帛的内容大多与“巫鬼淫祀”有关，显然是一种宗教信仰的问题。是一种什么宗教信仰呢？局限于“道教产生于东汉末年”的陈说，很多研究都没有讲清楚，或有意无意地回避。实际上，从秦和西汉时期的信仰情况看，当时的宗教信仰是以道教为代表的，不过因为道教有“杂而多端”的特点，所以人们难以确定。近几年我做过一些努力，但是还没有具体深入到简帛材料的分析和研究。我认为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研究方向。
其次，老问题的新思考。我和安作璋先生合作的《秦汉官制史稿》，分量不轻，影响较大，但有些方面不尽如人意：一是没有运用出土文献，二是缺乏必要的规律性总结。我写的《秦汉军事制度史》似乎稍好一些，但仍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。历史人物评价，秦皇、汉武我都写过文章，但仍感觉不够。“秦皇汉武，略输文采”是一种什么样的评价？历史上的评论也不少，如何在新的时期重新思考，是可以继续研讨的问题。
我写过一本较厚的《汉代学术史论》和一本简明的《秦汉文化史》，但汉代学术史的发展，还有许多问题是应该深入探讨的。例如，对中国历史影响很大的儒学，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？过程的描述有一些，但关键性的问题、规律性的认识，包括事实的清理和发展规律的认识都还是比较表面、肤浅的。“独尊儒术”，董仲舒讲得比较多，他也确实有一定的影响，被称为儒学第一人，但他在当时的地位并不高，影响也不是很大。影响中国历史两千年的儒学，在两汉时期究竟是如何发展的，就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。除了“天人三策”、“盐铁论”、“白虎观会议”等一些个案研究之外，对历史的发展趋势、总体的发展规律等，作一些宏观与微观结合的审视，也许更有利于提高我们对秦汉史研究的认识。
以往的秦汉史研究，东汉史的研究相比西汉史要薄弱得多。现在已经有人关注到了，赵国华同志发起、组织东汉文化研究会，组织编写了一部专门的《东汉通史》，这是一个好的开头。其实，东汉史的有些问题深入研究，例如儒学的发展、官制的演变之类，也很有意义。
汉武帝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董仲舒“为儒者宗”，究竟如何理解？人们做了不少论述，但历史的发展是比较复杂的，昭帝、宣帝之时并没有多少“独尊”的现象。如果说昭帝时“盐铁会议”的贤良文学是儒生的话，当时并没有占优势。宣帝时有人说：“陛下持刑太深，宜用儒生。”宣帝作色曰：“汉家自有制度，本以霸王道杂之，奈何纯任德教，用周政乎！且俗儒不达时宜，好是古非今，使人眩于名实，不知所守，何足委任！”看来“尊儒”在汉武帝以后还有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。再说董仲舒“为儒者宗”。实际上董仲舒活着的时候，也只是与武帝有过“对策”，两次为王国相，留下了一些著作，当时并未起到多大作用。后来刘向、刘歆父子对他的评价也不一样，《汉书》赞曰：
刘向称：“董仲舒有王佐之材，虽伊、吕亡以加，管、晏之属，伯者之佐，殆不及也。”至向子歆以为：“伊、吕乃圣人之耦，王者不得则不兴。……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，六经离析，下帷发愤，潜心大业，令后学者有所统一，为群儒首，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，犹未及乎游、夏，而曰管、晏弗及，伊、吕不加，过矣。”
董仲舒不过是“秦灭学”之后一个潜心向学的代表。虽有“天人三策”之对，对汉武帝的所作所为并没有直接的影响。有些事如设太学之类，武帝行在先，董仲舒议在后。所以，儒学是如何发展的，还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。
再说官制的研究。许多出土资料，在官制特别是基层官制方面有不少新的内容，可以与文献记载对比，可以丰富对以往一些问题的认识。但是，当时官制的一些具体情况需要进一步弄清楚，官制方面的发展变化，包括名称、职能的发展变化，及其所反映的政治历史的发展变化，也是应该关注的问题。
秦汉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重要阶段，与先秦的夏、商、周有很大区别。秦汉对后世中国的影响最大。我曾经说过，中国传统文化(广义的文化，涵盖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各个方面)的实际源头是在汉代，这就包括要深入研究汉代文化的各个方面，研究它是如何形成的，又是怎样发展变化的。秦朝的历史很短。汉朝究竟做了些什么？又是怎样做的？我所强调的“汉人改造先秦典籍”，这是事实，出土先秦典籍越多，越证明这个看法正确。为了说明问题，不妨举一个具体的例子。《老子》一书，历来传世本有河上公注本和王弼注本，大同小异，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中有甲、乙两种《老子》，大体上与传世本相当。而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《老子》就大不一样了，例如其中有一段文字：
绝智弃辩，民利百倍；绝巧弃利，盗贼亡有；绝伪弃虑，民复孝慈。三言以为辩不足，或命之或呼属。视素保朴，少私寡欲。
传世本的文字是：
绝圣弃智，民利百倍；绝仁弃义，民复孝慈；绝巧弃利，盗贼无有。此三者以为文不足，故命之有所属。见素抱朴，少私寡欲。
这显然的不同该怎样解释？把一般的“智辩”、“伪虑”上升到“圣智”、“仁义”，这是一种什么思想倾向？又是怎样“改造”成功的？
这里我再次强调要注意“汉人改造先秦典籍”这个问题，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意义。一方面，真实的先秦典籍反映的才是真正的先秦文化，不能把经过改造后的东西当成原样的东西，根据传世的“先秦典籍”确认先秦的情况，是靠不住的。另一方面，汉人为什么“改造”、怎样“改造”先秦典籍，那才是真正的汉代文化。而后者的意义更大，并且涉及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。我也曾经说过，两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源头是在汉代。这些看法就要求我们从事秦汉史研究的学人，要深入研究秦汉史的每一个问题。
大问题要思考。比如有一种说法，中国没有封建社会，或者说秦汉时期封建制已经结束。那么秦汉开始又是一种什么社会呢？既然没有封建社会，近百年的“反帝反封”难道是一场闹剧？这样的大问题也许太大了，但有时候也还是要人们思考的。秦汉史的深入研究，或有帮助。许多相关的具体问题，也是可以再研讨的，包括社会情况、政治经济制度、文化学术、人的生活习惯、宗教信仰，等等。任何一个问题的研究，既有资料问题，也有认识问题，对资料的认识、理解和解释也都值得注意。
老问题的新思考、讨论，例如官制史。我和安作璋先生合作的《秦汉官制史稿》已经是一本很大部头的书，被认为是研究官制史绕不过的一部书，但秦汉官制的许多问题还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。我先后指导的两篇博士论文，就是明显的例子：郭俊然的《汉代官僚制度研究——以出土资料为中心》可以说是《秦汉官制史稿》的补编，吴方基的《新出秦简与秦代县级政务运行机制研究》更是深入研究秦汉官制史的一个实例。还有一些其他相关的研究，如仕进制度、察举制度等。
不论是研究老问题还是新问题、大问题还是小问题，都要事先了解一下，是否有人研究过？研究到什么程度？这个问题，在电脑网络发达的今天，比起过去是容易多了，但一定要做这项工作，才可能会有创新性，没有一点创新是算不得研究的。
当然，对于学术、理论创新来说，一些基本的道理、方法都是应该遵守的。但愿秦汉史研究在不久的将来，更上一个新的台阶。
（原文刊于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（人文社会科学版）》2022年第5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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